《梅圣俞诗集序》欧阳修文言文原文注释翻译

《梅圣俞诗集序》欧阳修文言文原文注释翻译

作品简介《梅圣俞诗集序》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所写的一篇文章。这篇序文通过对梅尧臣坎坷仕途的叙写,提出了诗歌“殆穷者而后工”这一著名美学观点。作者认为诗人“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,其兴于怨刺”,才能写出好的诗歌来。也就是说,诗人必须要有真情实感,才能把难以描摹的感情形之于诗篇。这个见解,与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中所说“诗三百篇,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”,是一脉相承的,与十九世纪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所说的“愤怒出诗人”也有类似之处。序文以评述梅诗作为轴心,将议论、叙事、抒情巧妙地揉合在一起,在议论和叙述中,充溢着作者对这位杰出诗人的倾慕和惋惜之情。行文低昂顿挫,转折自然舒纡,语言平淡无华、明白流畅,这些特点都反映了作者驾驭文字的娴熟技巧。

《梅圣俞诗集序》欧阳修文言文原文注释翻译

作品原文


梅圣俞诗集序


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1,夫岂然哉?盖世所传诗者2,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。凡士之蕴其所有3,而不得施于世者,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4,见虫鱼草木、风云鸟兽之状类,往往探其奇怪。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,其兴于怨刺5,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6,而写人情之难言,盖愈穷则愈工7。然则非诗之能穷人,殆穷者而后工也8。


予友梅圣俞,少以荫补为吏9,累举进士,辄抑于有司10,困于州县,凡十余年。年今五十11,犹从辟书12,为人之佐13。郁其所蓄14,不得奋见于事业15。其家宛陵16,幼习于诗,自为童子,出语已惊其长老17。既长,学乎六经仁义之说18。其为文章,简古纯粹19,不求苟说于世20,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。然时无贤愚,语诗者必求之圣俞;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,乐于诗而发之。故其平生所作,于诗尤多。世既知之矣,而未有荐于上者。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21:“二百年无此作矣!”虽知之深,亦不果荐也22。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,作为雅颂,以歌咏大宋之功德,荐之清庙23,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,岂不伟欤(yú)?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,乃徒发于虫鱼物类、羁愁感叹之言?世徒喜其工,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,可不惜哉!


圣俞诗既多,不自收拾。其妻之兄子谢景初,惧其多而易失也,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已来所作,次为十卷。予尝嗜圣俞诗24,而患不能尽得之,遽25喜谢氏之能类次也26,辄序而藏之。其后十五年,圣俞以疾卒于京师,余既哭而铭之27,因索于其家,得其遗稿千余篇。并旧所藏,掇其尤者28,六百七十七篇,为一十五卷。呜呼!吾于圣俞诗,论之详矣,故不复云。庐陵欧阳修序。


《梅圣俞诗集序》欧阳修文言文原文注释翻译

词句注释
1、达:显达,在仕途上顺利得志。
穷:困顿,在仕途上困窘不得志。
2、盖:副词,表不肯定。
3、蕴其所有:指怀抱理想和才干。
蕴:蓄藏。
4、放:放任、纵情。
5、兴于怨刺:兴起怨恨、讽刺的念头。
怨刺:怨恨、讽刺。
6、道:表达出。
羁(jī)臣:即“羁旅之臣”,指旅居在外或被贬谪的官员。
7、工:精美。
8、殆:大概、怨怕。
穷:使……穷。
9、荫:指因前辈功勋而得官。
补:指官员有缺额,选人授职。
10、辄:总是。
抑:压抑。
有司:官吏。
11、今:通“近”。
12、辟书:召聘文书。
13、佐:辅佐,指郡县的副职。
14、郁:压抑,使不得舒发。
15、奋见:发挥、表现出来。
16、宛陵:今安徽省宣城县。
17、长老:年老的人,长辈。
18、六经:指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六部儒家经典。
19、简古:指文风简洁古朴。
20、苟:苟且。
说:“悦”的通假。
21、王文康公:王曙,字晦叔,号文康,河南人,宋仁宗时任宰相。
22、果:终于,到底。
荐:奉献。
23、清庙:祖庙。
24、嗜:喜欢。
25、遽(jù):骤然,顿时。
26、类次:分类、编排。
27、铭之:给他写了墓志铭。
28、掇:采取,选择。
尤:优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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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文

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,夫岂然哉?盖世所传诗者,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。凡士之蕴其所有,而不得施于世者,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,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,往往探其奇怪,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,其兴于怨刺,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,而写人情之难言。盖愈穷则愈工。然则非诗之能穷人,殆穷者而后工也。

予友梅圣俞,少以荫补为吏,累举进士,辄抑于有司,困于州县,凡十余年。年今五十,犹从辟书,为人之佐,郁其所蓄,不得奋见于事业。其家宛陵,幼习于诗,自为童子,出语已惊其长老。既长,学乎六经仁义之说,其为文章,简古纯粹,不求苟说于世。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。然时无贤愚,语诗者必求之圣俞;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,乐于诗而发之,故其平生所作,于诗尤多。世既知之矣,而未有荐于上者。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:“二百年无此作矣!”虽知之深,亦不果荐也。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,作为雅、颂,以歌咏大宋之功德,荐之清庙,而追商、周、鲁颂之作者,岂不伟欤!奈何使其老不得志,而为穷者之诗,乃徒发于虫鱼物类,羁愁感叹之言。世徒喜其工,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!可不惜哉!

圣俞诗既多,不自收拾。其妻之兄子谢景初,惧其多而易失也,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以来所作,次为十卷。予尝嗜圣俞诗,而患不能尽得之,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,辄序而藏之。

其后十五年,圣俞以疾卒于京师,余既哭而铭之,因索于其家,得其遗稿千余篇,并旧所藏,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,为一十五卷。呜呼!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,故不复云。

庐陵欧阳修序。

白话译文

我听到世人常说:诗人仕途畅达的少,困厄的多。难道真是这样吗?大概是由于世上所流传的诗歌,多出于古代困厄之士的笔下吧。大凡胸藏才智而又不能充分施展于世的士人,大都喜爱到山头水边去放浪形骸,看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等事物,往往探究它们的奇特怪异之处,内心有着忧愁感慨愤激的郁积,这些情感化为诗兴,即寄托在怨恨讽刺之中,道出了逐臣寡妇的慨叹,而写出了人所难于言传的感受来。大概越困厄就越能写得工巧。如此说来,并非写诗使人穷困潦倒,大概是穷困潦倒后才能写出好诗来。

我的朋友梅圣俞,年轻时由于荫袭补为下级官吏,屡次考进士,总是遭到主考部门的压制,在地方上困厄了十多年。年已五十了,还要靠别人下聘书,去当人家的办事员。郁积着自己的才能智慧,不能在事业上充分地表现出来。他家乡在宛陵,幼年时就学习诗歌,从他还是个孩童时起,写出诗句来就已使得父老长辈惊异了。等到长大,学习了六经仁义的学问,他写出的文章简古纯正,不希求苟且取悦于世人,因此世人只知道他会写诗罢了。然而当时人不论贤愚,谈论诗歌必然会向圣俞请教。圣俞也把自己不得志的地方,喜欢通过诗歌来发泄,因此他平时所写的东西,其中诗歌就特别多。社会上已经知道他了,却没有人向朝廷推荐他。从前王文康公曾看到他的诗作,慨叹地说:“二百年没有这样的作品了!”虽然对他了解很深,可还是没有加以推荐。假使他有幸得到朝廷的任用,写出如《诗经》中雅、颂那样的作品,来歌颂大宋的功业恩德,献给宗庙,使他类似于商颂、周颂、鲁颂等作者,难道不是很壮伟的吗?可惜他到老也不得志,只能写困厄者的诗歌,白白地在虫鱼之类上抒发穷苦愁闷的感叹。社会上只喜爱他诗歌的工巧,却不知道他困厄已久将要老死了,这难道不值得叹息吗?

圣俞的诗很多,自己却不收拾整理。他的内侄谢景初担心它太多容易散失,选取他从洛阳到吴兴这段时间的作品,编为十卷。我曾经酷爱圣俞的诗作,担心不能全部得到它,十分高兴谢氏能为它分类编排,就为之作序并保存起来。

从那以后过了十五年,圣俞因病在京师去世,我已痛哭着为他写好了墓志铭,便向他家索求,得到他的遗稿一千多篇,连同先前所保存的,选取其中特别好的共六百七十七篇,分为十五卷。啊,我对圣俞的诗歌已经评论得很多了,所以不再重复。

庐陵欧阳修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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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作背景

文章作于嘉祐六年(1061)。此时欧阳修由枢密使转户部侍郎参政知事。官运亨通,志得意满。梅圣俞名尧臣,字圣俞,北宋诗人,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,其诗清新质朴,与苏舜钦齐名,陆游在《书宛陵集后》中称梅为唐代李白、杜甫之后的第一位作家,盛赞其诗“突过元和作”。刘克庄的《后村诗话》更将梅誉为宋诗的“开山祖师”。梅圣俞是欧阳修的好友。二人在发起诗文革新运动,反对浮靡文风的斗争中结下深厚友谊,成为莫逆之交。梅圣俞的诗歌理论及创作,曾对欧阳修的诗歌创作产生很大影响。梅圣俞一生困顿,得不到世人重视,死于嘉祐五年。一年后,欧阳修为了表达对亡友的怀念,将他的诗编撰成《梅圣俞诗集》,并为之写了这篇序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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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品鉴赏

文章共分三部分。第一部分,作者反驳了世人关于“诗人少达而多穷”的说法。文章开始,劈头便是一句反问:“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,夫岂然哉?”起笔突兀,超拔,发人深醒。接着,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:上面那种观点,主要是因为世上流传的诗篇,多来自古代落拓文人所致。作者认为:大凡胸怀才学、抱负,而又不能在世上施展自己才能的士子,大多喜欢在山崖水滨放浪形骸,纵情漫游,借游山玩水以自遣,他们见到虫鱼草木、风云鸟兽的千姿百态,便刻意探究它们的奇特之处。这便是他们笔下的鱼木虫草、风云鸟兽逼真、传神的原因。这些诗人由于怀才不遇,心里郁积着忧愁和愤慨。因此能写出怨恨命运、讽刺时世的诗篇,倾诉出那些被贬斥到边远地区的官员和独守空房的妇女们的哀叹。抒写出人们难以述说的情感,因此境遇越是困顿,诗也就写得越好。作者在这里提出了诗“穷而后工”,“愈穷愈工”的观点。这一观点的本身,便是对那种“诗能穷人”传统观点的否定。那种“诗人少达而多穷”的说法的根本错误,在于将因果关系倒置了。作者的这一段议论,看似与梅圣俞无关,实际上是为下文作铺垫。因为只有摆正了穷与诗的关系,才能理解梅诗何以能工。这便是作者文章构思的高超之处。作者关于诗歌“穷而后工”的理论与司马迁的“诗三百篇,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”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,也是韩愈“不平则鸣”说的继承与发展。而欧阳文忠公所创的“穷而后工”一句,终成为千古不变的诗歌理论。

第二部分主要介绍诗人梅圣俞的生平经历及其诗歌创作。梅圣俞一生仕途困顿,多次考试都因受到考官的压制而不中,到了五十岁才接受聘书,作别人手下的幕僚。徒有满腹才学、抱负,却不能在事业上发挥出来。作者对此深感惋惜。这些是介绍梅圣俞其人。接着又由梅圣俞其人写到其诗。圣俞自幼练习作诗,还未成年,他的诗已经使长辈们为之惊奇。长大后又学习六经中的仁义之说,“其为文章,简古纯粹,”因不能苟且迎合,博取时好,得不到世人的重视。因此世人只知梅诗,不知梅文。这里,作者是拿梅文作陪衬,反映出梅诗受到世人的重视和喜爱。当时不论是高明之士还是愚笨之徒,只要谈到诗,都要向梅圣俞请教,梅圣俞也乐意借此在诗中抒发自己的失意之情,因此他一生的创作,尤以诗歌为多。世人都知道梅公的大名,但却没有人肯将其推荐给皇帝。作者对此十分痛惜。宋仁宗时任宰相的王文康公曾赞叹梅诗“二百年无此作矣!”可见对梅诗了解很深,可是连他也没有向皇帝举荐圣俞。作者感叹圣俞的才学不为世用。不能为朝廷作歌功颂德、祭祀祖庙的诗歌,而只能写一些“虫鱼物类、羁愁感叹”的吟咏。世人只知道喜欢他的诗,却不知道穷困潦倒时间长了,诗人也会衰老。作者对诗人的困顿的境遇及其怀才不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,同时对世人不知爱惜人才的状况发出了由衷的感慨。

文章的第三部分主要交代了《梅圣俞诗集》的编撰经过。梅圣俞的诗写得很多,可是他自己并不爱惜,也不注意收集,倒是他的妻子的侄子担心诗作散佚,把他由洛阳迁到吴兴以来所写的诗作收集起来,编成十卷,作者自己一直十分喜爱圣俞的诗,因此收藏了这个诗集,并为它写了序。十五年后,圣俞病死在京城,作者前去凭吊,向家人索取他的诗篇,得到一千多篇遗稿,又将自己以前收藏的诗加在一起,从中选出六百多篇好的诗,编成十五卷。这就是《梅圣俞诗集》的成书过程。这是一篇诗序不可缺少的部分。关于梅诗的成就及特点,欧阳修在其《书梅圣俞稿后》、《六一诗话》等文中多次论及,所以仅在此处点一句:“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,故不复出”。表示梅诗特点很多,毋庸赘述,让读者自己去想象、品味。

全文是围绕“诗穷而后工”的观点层层展开的。首段批驳“诗人少达而多穷”的观点,是为了立起“诗穷而后工”的论点。二段梅圣俞一生的经历、遭遇以及他的诗文,是用具体事实说明:“穷而后工”的理论。第三段虽未明写“穷而后工”,但仍暗含着这层意思。正是因为“穷之久而将老”,圣俞才会“以疾卒于京师”,正是因为梅诗之工,作者才能“尝嗜圣俞诗,而患不能尽得之”,并为之编撰诗集。欧阳修在本文中提出的“诗穷而后工”的观点,无疑是他对我国诗歌创作理论所作的杰出贡献之一。这充分体现出作者构思的精妙以及结构文章的技巧。作者在表现诗人诗工时,主要采用侧面烘托的方式,而不是着重正面表现。如以梅文“简古纯粹”来反映共诗之工,再用时人向其求诗,以及名人的赞语来衬托其诗工。这样灵活多样的表现手法使文章活泼、生动而不呆板。

作为一本诗集的序言。本文体现了“序”这一文体的应有内容要素:一是应交待成书的基本情况。文章的三、四段完成了这一任务。二是介绍作者及该书有关的思想、创作情况,述评其著作的主要特点。这是作序的主要内容和任务,故而本文的第二段用了较多的笔墨。三是要有作序者的主导思想,而且这主导思想要与该书及其作者密切相关,从而形成融贯全序乃至全书的灵魂。文章一开头就阐发的“穷而后工”思想,就起到了这一灵魂的作用。

《梅圣俞诗集序》欧阳修文言文原文注释翻译

创作思想

欧阳修这篇序文之所以历来受人推重,主要原因在于作者提出了“穷而后工”的创作思想。吴楚材等在《古文观止》中说:“‘穷而后工’四字,是欧公独创之言,实为千古不易之论。”欧阳修的“穷而后工”说,与司马迁的“发愤而作”说和韩愈的“不平则鸣”说,一脉相承,共同发挥着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创作本原论。

“发愤而作”之语,源于司马迁的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,他认为《周易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离骚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孙子兵法》、《吕览》、《诗经》等,“大抵贤圣发愤而所为作也”,这是对《屈原·抽思》中“发愤以抒情”的继承和发展。李贽在《忠义水浒传序》中,对这一思想阐发得较简明:“古之圣贤,不愤则不作矣。不愤而作,譬如不寒而颤,不病而呻吟也,虽作何观乎!《水浒传》者,发愤之所作也。”蒲松龄也称自己的作品《聊斋志异》为“孤愤之书”。由此可见,“发愤而作”是中国文论的一个传统思想。

“不平则鸣”之说,语出韩愈《送孟东野序》:“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,……人之言也亦然,有不得已者而后言,其歌也有思,其哭也有怀。”韩愈的这一“不得其平则鸣”,是对司马迁“发愤之所为作”的进一步发挥,对后世影响颇大。贺贻孙在《水田居遗书》文集卷三《诗余自序》中说:“风雅诸什,自今诵之以为和平,若在作者之旨,其初皆不平也!若使平焉,美刺讽诫何由生,而兴、观、群、怨何由起哉?”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亦云:“古诗云:‘谁能思不歌,谁能饥不食?’诗词者,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。故‘欢愉之辞难工,愁苦之言易巧’。”由此可见,“不平则鸣”也是中国传统文论的一个重要思想。

《梅圣俞诗集序》欧阳修文言文原文注释翻译

欧阳修的《梅圣俞诗集序》第一段,主要从三个层面阐发了“穷而后工”的创作思想:一是认为“世所传诗者,多出于古穷人之辞”。这里的“穷”,指的是仕途坎坷、人生困厄。坎坷出诗人,困厄出诗人,从概率上看确实如此。二是强调“内有优思感愤之郁积”方能发而为诗。因为“穷”,才能感受真切、思悟深沉、感情激烈,这是文学创作必备的动力和源泉。三是肯定“愈穷则愈工”。工者,好也,美也。这让人想起了孟子的话: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,必先苦其心志”,“困于心,衡于虑,而后作”。将以上三个层面联系起来看,那就是“穷”则“郁积”深厚、“优愤”强烈,故发而多能成为“愈工”的好诗。这是符合认识论、实践论、创作论的基本原理的。

从侧重点上看,“发愤而作”说强调创作需有一种强烈的激情,“不平则鸣”说强调这激情来之于心中的不平之气,而“穷而后工”说则强调这激情、这不平是源之于人生的穷困郁积。其实这三说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,它们相互补充,相互发挥,共同建构了一个关于文学创作本源论的系统学说。文学创作,特别是诗歌创作的动力和源泉是什么?这三说都是聚焦于创作主体的内在积累和情感。胸中有,笔下才能有,这是必然。但这三者也没有排斥客观现实的本源意义:“愤”何以生?“不平”从何而来?特别是欧阳修强调“穷”,就把“愤”、“不平”与社会人生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了。所以说,以“发愤而作”、“不平则鸣”、“穷而后工”三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学创作本源论,是一个既抓住要领、又相当全面的学说,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发扬。

《梅圣俞诗集序》欧阳修文言文原文注释翻译

人物简介

梅尧臣(1002年5月31日—1060年5月27日),字圣俞,世称宛陵先生,汉族,宣州宣城(今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)人。北宋著名现实主义诗人,给事中梅询从子。

梅尧臣初以恩荫补桐城主簿,历镇安军节度判官。于皇祐三年(1051年)始得宋仁宗召试,赐同进士出身,为太常博士。以欧阳修荐,为国子监直讲,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,故世称“梅直讲”、“梅都官”。嘉祐五年(1060年)卒,年五十九。

梅尧臣少即能诗,与苏舜钦齐名,时号“苏梅”,又与欧阳修并称“欧梅”。为诗主张写实,反对西昆体,所作力求平淡、含蓄,被誉为宋诗的“开山祖师”。曾参与编撰《新唐书》,并为《孙子兵法》作注。另有《宛陵先生集》及《毛诗小传》等。

《梅圣俞诗集序》欧阳修文言文原文注释翻译

作者简介

欧阳修(1007年8月1日-1072年9月22日),字永叔,号醉翁、六一居士,汉族,吉州永丰(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)人,北宋政治家、文学家,且在政治上负有盛名。因吉州原属庐陵郡,以“庐陵欧阳修”自居。官至翰林学士、枢密副使、参知政事,谥号文忠,世称欧阳文忠公。累赠太师、楚国公。后人又将其与韩愈、柳宗元和苏轼合称“千古文章四大家”。与韩愈、柳宗元、苏轼、苏洵、苏辙、王安石、曾巩被世人称为“唐宋散文八大家”。

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。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,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。他的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,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。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,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。在史学方面,也有较高成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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