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伯夷列传》司马迁文言文原文注释翻译

《伯夷列传》司马迁文言文原文注释翻译

作品简介《伯夷列传》出自《史记卷六十一·伯夷列传第一》,作者司马迁。该篇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,冠《史记》列传之首。在这篇列传中,作者以“考信于六艺,折衷于孔子”的史料处理原则,于大量论赞之中,夹叙了伯夷、叔齐的简短事迹。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,让国出逃;武王伐纣的时候,又以仁义叩马而谏;等到天下宗周之后,又耻食周粟,采薇而食,作歌明志,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。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、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,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。

《伯夷列传》司马迁文言文原文注释翻译

作品原文


伯夷列传


夫学者载籍极博。尤考信于六艺。《诗》、《书》虽缺,然虞、夏之文可知也。尧将逊位,让于虞舜,舜、禹之间,岳牧咸荐,乃试之于位,典职数十年,功用既兴,然后授政。示天下重器,王者大统,传天下若斯之难也。而说者曰:“尧让天下于许由,许由不受,耻之逃隐。及夏之时,有卞随、务光者。”此何以称焉?太史公曰:余登箕山,其上盖有许由冢云。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,如吴太伯、伯夷之伦详矣。余以所闻,由、光义至高,其文辞不少概见,何哉?孔子曰:“伯夷、叔齐,不念旧恶,怨是用希。”“求仁得仁,又何怨乎?”余悲伯夷之意,睹轶诗可异焉。其传曰:伯夷、叔齐,孤竹君之二子也。父欲立叔齐。及父卒,叔齐让伯夷。伯夷曰:“父命也。”遂逃去。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。国人立其中子。于是伯夷、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,“盍往归焉!”及至,西伯卒,武王载木主,号为文王,东伐纣。伯夷、叔齐叩马而谏曰:“父死不葬,爰及干戈,可谓孝乎?以臣弑君,可谓仁乎?”左右欲兵之。太公曰:“此义人也。”扶而去之。武王已平殷乱,天下宗周,而伯夷、叔齐耻之,义不食周粟,隐于首阳山,采薇而食之。及饿且死,作歌,其辞曰:“登彼西山兮,采其薇矣。以暴易暴兮,不知其非矣。神农、虞、夏忽焉没兮,我安适归矣?于嗟徂兮,命之衰矣。”遂饿死于首阳山。由此观之,怨邪非邪?或曰:“天道无亲,常与善人。”若伯夷、叔齐,可谓善人者非邪?积仁洁行,如此而饿死。且七十子之徒,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。然回也屡空,糟糠不厌,而卒蚤夭。天之报施善人,其何如哉?盗跖日杀不辜,肝人之肉,暴戾恣睢,聚党数千人,横行天下,竟以寿终,是遵何德哉?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。若至近世,操行不轨,专犯忌讳,而终身逸乐,富厚累世不绝。或择地而蹈之,时然后出言,行不由径,非公正不发愤,而遇祸灾者,不可胜数也。余甚惑焉,倘所谓天道,是邪非邪?


子曰:“道不同,不相为谋。”亦各从其志也。故曰:“富贵如可求,虽执鞭之士,吾亦为之。如不可求,从吾所好。”“岁寒,然后知松柏之后凋。”举世混浊,清士乃见。岂以其重若彼,其轻若此哉?“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。”贾子曰:“贪夫徇财,烈士徇名,夸者死权,众庶冯生。”同明相照,同类相求。“云从龙,风从虎,圣人作而万物睹。”伯夷、叔齐虽贤,得夫子而名益彰;颜渊虽笃学,附骥尾而行益显。岩穴之士,趋舍有时,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,悲夫。闾巷之人,欲砥行立名者,非附青云之士,恶能施于后世哉!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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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品译文

有学问的人,阅览的书籍极为广博,但仍然要从“六艺”中查考可信的依据。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虽残缺不全,然而有关虞、夏史事的记载还是可以看到的。唐尧将要退位的时候,决定禅让给虞舜。而虞舜以及后来的夏禹,四岳九牧都一致推荐,才试任官职管理政事几十年。待到他们的功绩已经建立,然后才把帝位传给他们。这表明,天下是最珍贵的宝器,帝王是最大的继统,传交帝位是这样的难啊!但是,有的人却说:尧要将帝位让给许由,许由不肯接受,并以此为耻而逃避隐居起来。到了夏代,又有卞随、务光两个人不肯接受帝位,双双投水而死。这些,又怎么说起呢?太史公说:我曾经登上箕山,那上面居然有许由的墓呢。孔子排列论述古代的仁人、圣人和贤能之人,象吴太伯、伯夷一类,记载十分详尽。我所听说韵许由、务光,他们的德义是极高的,而有关他们的文字经书里记载得很少,这是为什么呢?

孔子说:“伯夷、叔齐,不记旧仇,因此很少怨言。”又说,他们“追求仁而得到了仁,又为什么怨恨呢?”我悲怜伯夷的心意,读到他们留下的逸诗而感到事实是令人奇怪的。他们的传记里写道:伯夷、叔齐,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。父亲想立叔齐为君,等到父亲死后,叔齐又让位给长兄伯夷。伯夷说:“这是父亲的意愿。”于是就逃开了。叔齐也不肯继承君位而逃避了。国中的人就只好立他们的另一个兄弟。正当这个时候,伯夷、叔齐听说西伯姬昌敬养老人,便商量着说:我们何不去投奔他呢?等到他们到达的时候,西伯已经死了,他的儿子武王用车载着灵牌,尊他为文王,正向东进发,讨伐纣王。伯夷、叔齐拉住武王战马而劝阻说:“父亲死了尚未安葬,就动起干戈来,能说得上是孝吗?以臣子的身份而杀害君王,能说得上是仁吗?”武王身边的人想杀死他们,太公姜尚说:“这是两位义士啊!”扶起他们,送走了。武王平定殷乱以后,天下都归顺于周朝,而伯夷、叔齐以此为耻,坚持大义不吃周朝的粮食,并隐居于首阳山,采集薇蕨来充饥。待到饿到快要死了的时候,作了一首歌,歌辞说:“登上首阳山,采薇来就餐,残暴代残暴,不知错无边?神农虞夏死,我欲归附难!可叹死期近,生命已衰残!”就这样饿死在首阳山。从这种情况看,伯夷、叔齐是怨呢?还是不怨呢?

有人说:“上天待人的准则是没有偏私的,它总是向着为善之人。”那么,象伯夷、叔齐,可以叫做善人呢,还是不算善人呢?他们聚积仁德、修洁品行达到这般地步,而终致饿死!再说在七十个弟子中间,孔子仅仅称举颜渊是好学的人,但颜渊永远穷困潦倒,连糟糠都难得饱足,终于过早地夭亡了。那种认为上天总是报答、恩赐善人的说法,又怎么样呢?盗蹠每天都杀害无辜的人,吃人的心肝,凶横残暴,聚集党徒数千人横行于天下,竟然活到高龄而死。他是遵行什么道德呢?这都是些特别重大而且明白显著的例子。如果说到近世,有些人操行不规矩,专门违犯法律,而终身享受安逸和快乐。子孙都保有丰厚的产业。那选好了道路才举步,看准了时机才说话,从不走邪道,不是公平正当的事决不奋力去做,反而遭受祸殃的人,是多得没法数的。我是非常怀疑的,如果说这便是天道,那这天道究竟合理呢?还是不合理呢?

孔子说过,“道德见解不同是不能共同谋划事情的”,也只能各自依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罢了。所以他说,“富贵如能追求到手,那么,即使让我执鞭为马夫,我也愿意干。如果不能追求,还是按照我所喜好的去做吧。”岁月到了寒冷的季节,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落的”。整个世道都浑浊的时候,品行高洁的人才显现出来。难道是因为他们把道德看得太重,或将富贵看得太轻吗?

孔子说:“有道德的人最怕的是死后名声不被传扬。”贾谊说:“贪婪的人为财而丢命,壮烈之士为名而献身,自命不凡者为权势而死,普通老百姓爱惜自己的性命。”《易经·乾卦》说:“同样明亮的东西就互相辉映,同样种类的事物则互相应求”。“云跟从龙而生,风伴随虎而起,圣人出现,万物也因之而引人注目。”伯夷、叔齐虽是贤人,不过因为孔子的赞扬而声名更为昭著。颜渊虽然专心好学,也不过因为追随于孔于之后而德行越发显露。巖穴隐居之士,取舍是如此有规范,这些人名声淹没而不被称道,实在是可悲的事情!民间的普通人,想磨砺德行,建立名声,如果不依附那名望、地位极高的人,哪能留名于后世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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伯夷

文章评论

文章借助夷、齐善行,和所谓暴戾凶残、横行天下的盗跖做比照;以操行不轨,违法犯禁的人和审慎小心、有崇高正义感的人做比照,指出恶者安逸享乐,富裕优厚,累世不绝;而善者遭遇的灾祸却不可胜数。从而抒发了天道与人事相违背的现实,有力地抨击了“天道无亲,常与善人”的谎言,对天道赏善罚恶的报应论,提出了大胆的怀疑,充分表现了作者无神论的观点。

但是,商朝末年,纣王的统治已濒于崩溃,武王伐暴是“顺乎天而应乎人”的,是不可逆转的,而夷、齐的谏阻和耻食周粟是背转历史大潮的。所以,毛泽东同志在《别了,司徒雷登》一文中指出,历史上歌颂这两个人物,那是颂错了,他们不值得歌颂。而作者对笃守遗训、不能变通的行为加以歌颂,无疑是有所偏颇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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叔齐

本文写作独具特色。纵观《史记》本纪、世家、列传之篇末,均有太史公的赞语,唯《伯夷列传》则无。满纸赞论、咏叹夹以叙事。名为传纪,实则传论。史家的通例是凭借翔实的史料说话,而或于叙述之中杂以作者的意见,就算变例了。所以,本文实开史家之先河,亦为本纪、世家、列传之仅有。

本文虽多赞论,但纵横捭阖,彼此呼应,回环跌宕,起伏相间。伯夷、叔齐的事实,只在中间一顿即过,“如长江大河,前后风涛重叠,而中有澄湖数顷,波平若黛,正以相间出奇。”《史记论文》第五册《伯夷列传》时有鲜明比照,一目豁然;时有含蓄设问,不露锋芒却问题尖锐又耐人寻味。太史公润笔泼墨之中,可略见其笔力之一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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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史记》简介

《史记》是中国的一部纪传体通史。由西汉武帝时期的司马迁花了18年的时间所写成的。全书共一百三十卷,五十二万字,有十二本纪、十表、八书、三十世家、七十列传,共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,记载了上起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(约公元前3000年)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(公元前122年)共三千多年的历史。它包罗万象,而又融会贯通,脉络清晰,“王迹所兴,原始察终,见盛观衰,论考之行”(《太史公自序》),所谓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”,详实地记录了上古时期举凡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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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司马迁(约公元前145或前135年—?)西汉伟大的史学家、文学家。字子长,左冯翊夏阳(今陕西韩城)人,父司马谈,学问广博。汉武帝即位,谈为太史令。元封元年(公元前110年),司马谈在临终时嘱咐司马迁继续自己的事业,撰写史书。3年后,司马迁继父任太史令,开始在国家藏书处“金匮石室”阅读,整理历史资料。20岁时,游历长江中下游和山东、河南等地,并到庐山和会稽考察传说中的“禹疏九河”等遗迹,经沅水和湘水流域,凭吊屈原沉水的汨罗江,在曲阜,参观了孔子的“庙堂车服礼器”。回长安后任郎中。35岁时二次出游,广泛地接近下层人民。武帝天汉三年(公元前98年),李陵孤军深入匈奴,败降,而司马迁极言李陵降敌出于无奈,意在待机报答汉朝,因此触怒武帝,致罪下狱,受宫刑。司马迁为完成《史记》,隐忍苟活。出狱后任中书令,继续发愤著书,终于完成了我国最早的一部纪传体通史《史记》,人称《太史公书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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