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上梅直讲书》苏轼文言文原文注释翻译

《上梅直讲书》苏轼文言文原文注释翻译

作品简介《上梅直讲书》选自《苏轼文集》卷四十八,是苏轼写的酬谢书。苏轼因为得到欧阳修和梅尧臣的赏识,得以跻身仕途,而后参加在礼部欧阳修列席的宴饮,向欧、梅二位表现酬谢之情,感念知遇之恩。文章旁征博引,文意雄阔,是向举荐之人陈情的上佳之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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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品原文


上梅直讲书


轼每读《诗》至《鸱枭》,读《书》至《君奭》,常窃悲周公之不遇。及观《史》,见孔子厄于陈、蔡之间,而弦歌之声不绝,颜渊、仲由之徒相与问答。夫子曰: “‘匪兕匪虎,率彼旷野’,吾道非邪,吾何为于此?”颜渊曰:“夫子之道至大,故天下莫能容。虽然,不容何病?不容然后见君子。”夫子油然而笑曰:“回,使尔多财,吾为尔宰。”夫天下虽不能容,而其徒自足以相乐如此。乃今知周公之富贵,有不如夫子之贫贱。夫以召公之贤,以管、蔡之亲而不知其心,则周公谁与乐其富贵?而夫子之所与共贫贱者,皆天下之贤才,则亦足与乐矣! 轼七、八岁时,始知读书,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,其为人如古孟轲、韩愈之徒;而又有梅公者,从之游,而与之上下其议论。其后益壮,始能读其文词,想见其为人,意其飘然脱去世俗之乐,而自乐其乐也。方学为对偶声律之文,求斗升之禄,自度无以进见于诸公之间。来京师逾年,未尝窥其门。 今年春,天下之士,群至于礼部,执事与欧阳公实亲试之。诚不自意,获在第二。既而闻之,执事爱其文,以为有孟轲之风;而欧阳公亦以其能不为世俗之文也而取,是以在此。非左右为之先容,非亲旧为之请属,而向之十余年间,闻其名而不得见者,一朝为知己。退而思之,人不可以苟富贵,亦不可以徒贫贱。有大贤焉而为其徒,则亦足恃矣。苟其侥一时之幸,从车骑数十人,使闾巷小民,聚观而赞叹之,亦何以易此乐也。 《传》曰:“不怨天,不尤人。”盖“优哉游哉,可以卒岁”。执事名满天下,而位不过五品。其容色温然而不怒,其文章宽厚敦朴而无怨言,此必有所乐乎斯道也。轼愿与闻焉。


《上梅直讲书》苏轼文言文原文注释翻译

白话译文

我每次读到《诗经》的《鸱鸮》,读到《书经》的《君奭》,总是暗暗地悲叹周公没有遇到知己。等到读了《史》,才看到孔子被围困在陈国和蔡国之间,而弹琴唱歌的声音没有断绝,并与颜渊、仲由等学生互相问答。孔子说:“我不是犀牛老虎那样的野兽,为什么要沦落到在野外游荡的境地?我为什么落到这田地呢?”颜渊说:“先生的理想非常宏大,所以天下不能接受;虽然这样,不被人接纳又有什么担忧的呢?不被人接纳之后更能显现出您是君子。”孔子温和地笑着说:“颜回,如果你有很多财产,我给你当管家。”虽然天下没有人接受孔子的理想,但孔子和他的学生竟能够自我满足而且是这样的快乐。现在我才知道,周公的富贵实在还比不上孔子的贫贱。凭召公的贤能,管叔、蔡叔的亲近,却不能够了解周公的心思,那么周公跟谁一同享受这富贵的快乐呢?然而跟孔子一同过着贫贱生活的人,却都是天下的贤才,光凭这一点也就值得快乐了啊!

我七八岁的时候,才知道读书。听说如今天下有一位欧阳公,他的为人就像古代孟轲、韩愈一类人;又有一位梅公,跟随欧阳公交游,并且和他共同议论文章。从那时起,我日益成长,才能够读先生们的文章词赋,想象出先生们的为人,领会到先生们潇洒地摆脱世俗的快乐,而陶醉在自己的快乐之中。因为我当时刚刚学做诗赋骈文,想求得微薄的俸禄,自己估量没有什么才能可以进见诸位先生,所以来到京城一年多,不曾登门求教。今年春天,天下的读书人聚集在礼部,先生和欧阳公亲自考查我们。我没有想到自己,竟得了第二名。后来听说,先生喜欢我的文章,认为有孟轲的风格,而欧阳公也因为我能不作世俗的文章而录取我,因此我能留在及第的行列里,不是左右亲近的人先替我推荐,不是亲戚朋友为我请求嘱托,从前十多年里听到名声却不能进见的人,一下子竟成为知己。退下来思考这件事,觉得人不能够苟且追求富贵,也不能够空守着贫贱,有大贤人而能成为他的学生,那也很值得自负了。如果凭一时的侥幸而得意,带着成队的车马和几十个随从,使里巷的小百姓围着观看并且赞叹他,又怎么能代替这种快乐啊!《左传》上说:“不埋怨天,不责怪人”,因为“从容自得啊,能够度过天年”。先生名满天下,但官位不过五品;面色温和而不恼怒;文章宽厚质朴而没有怨言。这必定有乐于此道的原因,我希望听到先生的教诲啊。

《上梅直讲书》苏轼文言文原文注释翻译

作品鉴赏

梅直讲,即梅尧臣,字圣俞,曾任国子监直讲(辅佐博士的一种官职)。宋仁宋嘉佑二年(1067年)苏轼进士及第,当时的主考官为欧阳修,参评官为梅尧臣。苏轼考中后,写了这封信表示自己对欧阳修、梅尧臣的感激之情,也抒发了“士遇知己之乐”,反映出作者内心的抱负。

本文很明显地分为两个部分:先援引史实说明虽周公、孔子这样的圣贤也会有困厄不遇之时,而孔子身处逆境却能知足常乐;后半篇则直叙作者早有仰慕欧阳修、梅尧臣之心而终于受到他们的赏识,并赞扬了梅尧臣之为人。看来先是怀古,后转而叙今,似乎各有侧重,实际上前半篇是伏笔,后半篇则是实写,这正是本文写作上的的独特之处。

《上梅直讲书》是书信体的应用文。那一年他在礼部考试中得到第二名,循例要向所有考官分别写感谢信。梅尧臣位分不高,本来不一定能参与到阅卷工作中来。是挚友欧阳修的保荐,用临时借调的方法让他参加的。在那一届的五六个考官当中,梅尧臣是品阶最低的一个。但是古文观止选入这一篇是有理由的。我认为,整本观止里,得第落第的士人写给权贵和考官的信里,这一篇是最好的。《上梅直讲书》的好处很多,但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苏轼非凡的见识眼力。全文被现代人断成了两大段。

作者是用他的读书心得开头的。我每每独到诗经的《鸱鸮》,和尚书的《君奭》时,都暗自为周公的不遇而悲伤。看《史记》的时候,读到孔子被困在陈、蔡之间而弦歌之声没有断绝,颜渊、仲由这样的弟子还在与他来往问答。孔子曾说:“现今朝野上到处充斥着恶人,是我坚持的道不对吗?不然我怎么还会落到如今的地步?”颜渊说:“夫子的道是极其广大的,所以这个世界还容纳不下它。不过就算这样,又有什么好担心的?正是因为您不被这俗世接受,才能结纳到志同道合的君子啊。”孔子忍不住喜动笑颜地说:“颜回,如果你以后富有了,我就要做你的管家。”虽然天下都不能容纳孔子和他的道,但是他却能在与弟子的交流中得到莫大的乐趣。推算起来,周公的富贵又比不上孔子的贫贱了。召公这样的贤者,管叔蔡叔这样的亲兄弟尚且不理解周公的心,周公又能与谁一起分享他的富贵呢?但是,和孔子共处贫贱的人却都是天下的贤才,这就是值得孔子快乐的地方了。

这个开头一大段是意味深长的。周公和孔子的生平本为大家所熟知,一般运用起来都和废话差不多。苏轼却不怕麻烦,不嫌人家说他废话地从他自己的角度把这两人的故事又叙述了一遍,还写的特别长,是有很深考虑的。梅尧臣的潦倒不遇是很厉害的了,如果不是欧阳修自始至终地帮助他、赞美他,“到处逢人说项斯”,可能他在身后一点名声都留不下来。这一点不仅后人这么看,连同时代的人也是这么想的。我倒不是说梅尧臣得到的名声与实际不符,而是说他真的是多亏了欧阳修。欧阳修从认识梅尧臣开始,直到梅死去,直到自己老年退休回乡,始终不渝地绝口称赞梅尧臣的文学才干和他们共同的文学见解。这里头有欧阳修本人的气质因素使然——他是个热情开朗的人,见了优秀的青年,奖掖揄扬唯恐不尽,经他提携的人都名声大振。但是,得到欧阳修这么长时间关注,这么深情关注的人,只有梅尧臣一个。千古之下,我想到这段故事仍然觉得感慨不已。梅欧的情谊,和李杜的不同,和元白的也不同,大概是在一个文士朝代里能有的最好的朋友知己之情了。此文的开头,妙在不直言自己的仰慕结交之意(这是俗人的做法),也不直言自己对梅尧臣生平的看法(这样太突兀,读之恐梅公不喜),而是疏荡开去,以圣贤故事淡淡开头,而且叙述得有新意,令人耳目一新,提起精神看他后面如何讲。

第二段的章法、态度更妙。我七八岁时才知道要读书,听说世上有位欧阳公,为人就好像古时的孟轲、韩愈这样的人。又有一位梅公,与他交游议论。等我后来长大了,才能读懂他们的诗文,私下揣度他们的为人,感受他们那种脱离世俗的快乐,于是自己也觉得快乐了。但是,那时我为求得一点做官的俸禄,还在学习作诗作文,自惭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献给二位看的。所以我为了应试来到京师一年有余,还没有登门拜访过。今年春天,您和欧阳公主持礼部考试,我没想到自己能得到第二名。后来又听说,您喜欢我的文章,觉得有孟轲的风度气格;欧阳公也觉得我的文章不是一般世俗人的文章,所以我才能有这样的名次。我没有通过您二位的左右仆役,也没有通过您二位的亲戚旧识来为我请托。之前十几年只听过大名却没见过真容的二位阁下,一天之内就成了我的知己。我回去沉思这件事,做人不能光为了享受富贵,也不能无知无识地处于贫贱。世间有这样的大贤士,我又能成为他们的门生,这就足够了。就算让我一时交了好运,带着十几个人乘车骑马气派地出行,引来市井百姓对我围观称羡,我又怎么能拿来交换这种快乐呢?左传上说:“不怨天,不尤人”,只因为“优哉游哉,可以卒岁”。您名满天下,官位却不过五品,容貌神情一向温和平静,文章宽厚敦朴没有怨言,一定是从这种“道”里有所启迪。我希望与您一起了解它。

作者的心态是非常镇定从容的,他对自己写的文章足够吸引人这一点毫不怀疑。梅尧臣不是高官,但每天也必然有公文来往要看;一次科举有二百多人入选,即使只有一半人特别懂礼给他写信,也不是轻松的阅读量。苏轼敢在主旨之外貌似游荡一半的文字(主旨说白了就是套近乎),是因为他相信自己能够不鸣则已一击即中。在这一段开头,作者依然非常沉得住气,自叙读书经过和对欧阳修的企慕,这才淡淡提到了梅尧臣一句,算是交代了梅的出场。而且自叙身世时,并不自失身份。他始终将欧梅并称,并不对梅尧臣满口谀辞。真正表现出作者的倾心结纳之意的,其实只有全文最后一句罢了。换了一般人,一定会焦急地将最后一句放在开头来表明心迹。这样力气在第一口就泄光了;不像这篇始终含着一口气,从容不迫缓缓吐露,气势深厚又浑然一体。这是《上梅直讲书》章法的妙处。当然又不止于此。我把此文最大的好处概括为“格高”,格是立意境界见识胸襟眼光。作者在文中抓住的是梅尧臣生平最得意处,所以只需轻轻一挠,读者就浑身舒泰了。梅尧臣生平最得意什么?是有人赏识他吗?是欧阳修赏识他吗?是当政的欧阳修赏识他吗?是当政的欧阳修赏识他又切实地帮助了他吗?都不是。我说,是赏识梅尧臣的欧阳修值得他回报以同样的赏识,这才是梅的平生最得意处。以国士待我者,我当以国士报之。回报贵人是有义,回报值得回报的贵人是有情有义。而且这时并不需效仿常人,非得肝脑涂地杀身以殉不可。以梅尧臣和欧阳修的平生行止而言,他们是知己而兼朋友。非要数说过去梅尧臣的仕途如何被欧阳修一再连累,欧阳修又如何卖力为梅尧臣奔走鼓吹,倒是落入下乘了。这时,欧阳修像孟子韩愈,乃是梅最喜闻者,绝不会引起丝毫不快。第一段中,用富贵而不快乐的周公,衬托出贫贱而快乐的孔子,也是因此意图彰然。这种写法顶妙在于,既然欧梅互引为知己,苏轼又深表自己以受知于二人为至乐之心,则苏氏也自许二人为自己的知己了。苏轼以大贤为知己,即自期为大贤之意表露无遗。这就是我认为本文“格高”的所在。作者在几百字之内,给梅尧臣拍了一个至高无上(拿孔子作比)、极其巧妙又极为真实的马屁,同时寄表现了对考官的好感,又不露痕迹地显示了自己的野心。真是非有极大胸襟极深见识的人不能做到。

此文的布局深谋远虑,表面看来却稀松平常。它的语言也有它的好处。比如颜渊说的“不容何病?不容然后见君子”有深意,夫子的笑是“油然而笑”,很形象。 “人不可以苟富贵,亦不可以徒贫贱”算是全文的名句。引用的两句《左传》也是恰到好处,十分得体。欧阳修觉得苏文有孟轲之风,是指苏轼滔滔雄辩、言辞无碍、气势浑成而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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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物简介

梅尧臣(1002年5月31日—1060年5月27日[1] ),字圣俞,世称宛陵先生,汉族,宣州宣城(今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)人。北宋著名现实主义诗人,给事中梅询从子。

梅尧臣初以恩荫补桐城主簿,历镇安军节度判官。于皇祐三年(1051年)始得宋仁宗召试,赐同进士出身,为太常博士。以欧阳修荐,为国子监直讲,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,故世称“梅直讲”、“梅都官”。嘉祐五年(1060年)卒,年五十九。

梅尧臣少即能诗,与苏舜钦齐名,时号“苏梅”,又与欧阳修并称“欧梅”。为诗主张写实,反对西昆体,所作力求平淡、含蓄,被誉为宋诗的“开山祖师”。曾参与编撰《新唐书》,并为《孙子兵法》作注。另有《宛陵先生集》及《毛诗小传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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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阳修(1007年8月1日-1072年9月22日),字永叔,号醉翁、六一居士,汉族,吉州永丰(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)人,北宋政治家、文学家,且在政治上负有盛名。因吉州原属庐陵郡,以“庐陵欧阳修”自居。官至翰林学士、枢密副使、参知政事,谥号文忠,世称欧阳文忠公。累赠太师、楚国公。后人又将其与韩愈、柳宗元和苏轼合称“千古文章四大家”。与韩愈、柳宗元、苏轼、苏洵、苏辙、王安石、曾巩被世人称为“唐宋散文八大家”。

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。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,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。他的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,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。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,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。在史学方面,也有较高成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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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苏轼(1037~1101),字子瞻,号东坡居士,北宋眉山人。是著名的文学家,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。他学识渊博,多才多艺,在书法、绘画、诗词、散文各方面都有很高造诣。他的书法与蔡襄、黄庭坚、米芾合称“宋四家”;善画竹木怪石,其画论,书论也有卓见。是北宋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,散文与欧阳修齐名;诗歌与黄庭坚齐名;他的词气势磅礴,风格豪放,一改词的婉约,与南宋辛弃疾并称“苏辛”,共为豪放派词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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